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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…

    “不管太原却管太学,不管防秋却管春秋,不管礮石却管安石,不管肃王却管舒王,不管燕山却管聂山,不管东京却管蔡京,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,不管河东却管陈东,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。”

    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《十不管》,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。

    而这失望,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。

    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,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,社会声望很高。

    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,性格刚廉,又富有政治经验,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,肯定能有所作为。

    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,到八月初,正好五个月。

    这五个月,正是宋国多事之时,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。

    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,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。

    可是,诸多复杂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问题,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。

    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,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——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,要么不及时,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。

    比如,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,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,守住黄河防线,但徐处仁不予采纳,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,岂能复来?不宜先自扰以示弱。

    其政治眼光之短浅,政治洞察力之暗弱,由此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徐处仁出任宰相,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。

    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,资历较浅,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,于是广招贤能,大造声势。

    徐处仁初到朝廷时,与吴敏、李纲政见比较一致,大家合作还算顺利。

    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。

    吴敏年轻气盛,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,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,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,只是说:“依旧例可也。”

    徐处仁很看不惯,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,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,被徐处仁视为叛徒,因此,两人开始明争暗斗。

    慢慢的,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,每次开会议事,二人都互相诋訾,互相拆台。

    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,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。

    徐处仁审查名单时,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。

    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(即都堂),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。

    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,就激烈争论起来。

    当时,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。

    一怒之下,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,正中吴敏面额,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。

    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,影响很坏。

    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,由他们取而代之。

    因此,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,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。

    李回上奏说:

    “太宰徐处仁,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。自金人退师,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,提拔为太宰。然而,其器局凡陋,不识大体,智识滞暗,不通时变,完全不能领导百官。少宰吴敏,其实是蔡京死党。其在相位,悉效蔡京,意在专权固宠。徐处仁与吴敏不和,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。现今,金人猖獗,重兵压境,河东之役师老粮匮,天下之忧日甚一日。徐处仁与吴敏,误国负恩,罪在不赦。伏望陛下亟罢二奸,别图任用。”

    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,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,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,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,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,并做好各种预案,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。

    然而,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,重视不够,措置无方,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。

    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《春秋》课程,又说王安石《三经新义》都是邪说,等等,皆非当时之先务。

    另外,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,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。

    作为宰相,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,至少,以他们之才,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,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。

    很快,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、耿南仲、聂山等人掌权了——唐恪升为少宰,因为没有太宰(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),唐恪就属于是宰相。聂山同知枢密院事。耿南仲为尚书左丞。

    新任宰相唐恪,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,历任县尉、知府、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。

    他是从基层干起,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。

    宣和元年五月,东京城遭暴水淹没,情况十分危急,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。

    有人建议决南堤,以纾解宫城之水患。

    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,他说:“水涨堤坏,淹没居民,此无可奈何,今决而浸之,是鱼鳖吾民也。”

    唐恪不顾个人安危,乘坐小舟,现场勘察暴水实情,以求因势利导。

    最后决金堤,将暴水注之黄河。

    不到半月,京城水退,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:“宗庙社稷获安,卿之力也。”

    此次治水,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。

    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,唐恪在杭州任知州。

    李邦彦举荐他回京,任同知枢密院事,希望他能参与军事决策。

    他回京后,赵桓决定重用,直接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

    当时,大臣们都热衷于讨论宣和年间政事,致力于揭批“六贼”,希望改革时弊,拨乱反正。

    唐恪对此不以为然,他对赵桓说:“改革时弊应逐渐进行,今日边事甚急,应先讨论边事。言者不顾大体,纠缠于从前之事,以快一时之愤,岂不伤太上道君之心哉?蔡京、蔡攸、王黼、童贯之徒,既已贬斥在外,姑且可已矣。他日边事既定,然后告知道君,请下一诏书,与天下共弃之,其谁曰不可?”

    可以说,唐恪这时看得还是很准确的。

    赵桓也觉得唐恪很有见识,于是,在免去徐处仁、吴敏宰相后,拜唐恪为少宰。

    赵桓对唐恪寄予厚望,期望他能像当年治水那样勇于负责,敢于担当,挽救时局。

    朝廷于是组成了以唐恪为宰相的新班子,班子其他成员为:何栗任中书侍郎、耿南仲为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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