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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我们就始终停留在“怀才不遇”的阶段吗？不行。我们做事，在己则有家庭父母妻儿，在外则有事业理想抱负，在庭为柱，在屋为梁，为家国担当，哪里能够容得下这种风吹草偃、自怨自艾的破事儿呢？
我们要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李广同样的行为，放在李牧传里就是无名氏。在李牧面前，做这样的事情连名字都不配留下来。面对这样的对比，再看一看历史上的描述:“李广才气，天下无双。”那么我们至少能够知道:李广虽然很优秀，但是他远远不如卫青优秀。
然而，古往今来，却有很多很多人，将李广捧得很高，将卫青踩得很低。
韩信曾经说过一句话:生乃与哙等为伍。同样的，经过文人墨客的不断渲染，我们也可以说一句话:青乃与广等为伍！
相比苏轼那篇文章，李广与卫青齐名，这恐怕才是对卫青真正的侮辱。与李广齐名的，应该是李牧传里的那位无名将军，因为他们在防御边郡时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。
说到这里，还有一个问题:战国时代那位无名将军呢？为什么文人墨客没有人追忆他、咏怀他，为他泼墨挥毫，写下一篇篇感怀的文章呢？比如说:“李牧不败由天幸，无名无功缘数奇”？
英雄被塑造为小丑、庸人被歌颂成英雄，这样颠倒乾坤的错误之所以流毒甚广，究其原因，是后来很多人受到最初文本的一些诱导产生了错误的印象。
像李牧传，作为一篇相对来说远离司马迁时代的历史记载，并没有受到作者直接的好恶感受影响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描述的客观性。后来的文人就没有对“无名氏将军”产生不恰当的良好印象。
这就告诉我们，文章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撇开表面上的泡沫，而直接关注其内在实质。就分析信息来说，信息的细节保留得越多越好。但是细节会造成干扰，所以一定要抓住事物的本质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来排除细节的干扰。
历史，一定要注意抓住主要矛盾主要方面，特别是要看事迹，不要盲目采信评价。
卫青是名将，拥有一般人不具有的出色军事才能，拥有一般人不具有的良好机遇，拥有一般人不具有的赫赫战功，但是，如果我们只信评价不信事迹，他就会从英雄被塑造成小丑。他的遭遇尚且如此，其他那些根本不可能记载这么多事迹的人呢？或者学以致用地说:社会上的普通人呢？
卫青李广的事情摆在这里，读书之时，识人之时，怎能不小心呢？古人说，宁得罪君子，莫得罪小人。古人说，非知之难，行之惟难。这就是叶公好龙，这就是认识与实践相冲突啊。要解决认识与实践相冲突的问题，就要学习。
学习不是看看书、把书本上的知识点往脑子里一装就行了。古人说，读史可以明智。但是读史要读懂才可以明智。读史可以明智，但是读史也可以糊弄人。越读越糊涂，读出一脑袋浆糊的人也不少。
历史上人们对李广的解读就是一个经典案例了。三国时代的刘廙说:“势可得而我勤之，此重得也；势不可得而我勤之，是重失也。”南辕北辙，越努力越失败。所以读书必须掌握基本的方法。
当然，苛求每一个人都能突破文字的重重困扰看清实质是不现实的。所以真糊涂了，我们也可以谅解他。比如说史记的记载。
读书也不要简单的盘否定。司马迁的文笔很好，读起来很热血，这就是史记的积极意义。术业有专攻，历史学家也不是知能的。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借助历史学家的记载去看历史。
任何人对事物都有一个认识过程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看明白，有的人可能早早就看清楚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有的事情我们可能做得好一点，但是别的事情也许我们做得要差很多。比如说，我们就很难写出史记这样好的文章。所以不必因为史记存在纰漏就觉得史记一无可取。脑子不是跷跷板，不能这头放点东西，那头就不要了。跷跷板，两头翘，这不是思考的办法。
人要学习，要勤勉而持久的学习，通过学习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。古人说，智者见于未萌，愚者暗于成事。又说，谣言止于智者。那么智慧来源于哪里呢？智慧并不是仅仅来源于天分，也不是仅仅来源于某次事件的灵机一动，而是来源于持久并且勤勉的学习，来源于持久地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努力。读书说的不是死读书，而是知行合一的努力。
人如果不学习，不能勤勉地将自己的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，而是每天都过着“欲胜义则凶”的日子，那么叶公好龙、南辕北辙、对面不识的事情还会少了吗？韩非曾经说过一句话:“儒以文乱法。”孔子自己也说:“巧言令色鲜矣仁。”虚妄矫饰的东西是很多的。但是，万变不离其宗，这个世界上一以贯之的道理，就是“实”。
虚妄再多，也不等于就无法认清真实。抓住事实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就可以破除虚妄。先秦哲学家都在谈别囿。东汉思想家王充也说“疾虚妄”，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。“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；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。藏之约，行之行，可以为子孙常者，此言之谓也。”
周武王为此写了十七条铭文，写完之后，他还谦虚地说:“予一人所闻，以戒后世子孙。”周武王是开国之君，他是可以这样说的。我没这个资格去告诫谁，我只是谈一谈我的想法。
万变不离其宗，只要坚持立足事实，那么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就可以尽量避免被情绪节奏坏了事。所以，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个原则:读书写字，不能为浮华所蒙蔽，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。
这件事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是，要避免怀才不遇的陷井。文人最喜欢这个词了，因为自认为有才。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名和利，就用怀才不遇这个糖水安慰自己。
历史上，当然有怀才不遇的人，比如辛弃疾，他一员好好的战将，却终老于词赋之间。靠写点诗词文章来装点一点小情绪，靠山水美女来安慰自己英雄老去的心。
但更多写文章的，其实也没多大能力。有的人诗写得好，也很大气，如同李白一样，但他在政治上，是一个糊涂的人，当然，他当大官干大事的理想没能够实现，是与他能力上的偏科，有关系。
许多文人干事虽然不行，但写文章忽悠人的本领却是专业的，自吹的能力也是钢钢的。当然，这里，我不是说司马迁。司马迁是千古史学界的巨人，他在卫青和李广的问题上，有感情因素，所以造成了评价的偏差。这么厉害的史学大家，因为感情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去准星，那么，一般平庸的文人的材料，可信的就更不多了。
司马迁当时写史记时，是充满悲愤的。他对自己的发小，汉武帝是有意见的。毕竟，自己当时对李陵只是因为感情，说了几句好话，结果，武帝居然残忍地将自己处以宫刑，这就伤了太史公的心。
武帝最大的功劳是平定匈奴，而平定匈奴的最大功臣是卫青和霍去病，这都是武帝的姻亲。此时，司马迁当然不能在书中直接批评皇帝的不是，但可以从他最骄傲的功绩入手，批评他最亲近的人。这也算是文人的一种能力吧，能够影响你的声誉。
当然，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来评价高手的动机。但即使司马迁没这个心，但感情的因素，却让他有了偏差。我们在看其它史籍时，难道不应该小心吗？
历来文人相轻，是有专业原因的。因为，文无第一嘛。由文人来评价武将，又隔了一层，专业不对口，评价标准也不一样。因为，武无第二。
许多优秀的文人，眼界高，志气大，但干事情不行。比如天花乱坠的赵括，牺牲了赵国四十万人。比如写诗最好的南唐后主李煜，还有画工笔花鸟美到极致的宋徽宗，这些人，在文人领域，都是顶级高手，但在政治领域，却丢了国家江山。
最近的，志气最大的典型，汪精卫可以算是一个了。学历高，文笔好。当年也是热血青年，为了刺杀满清高官，不惜作孤胆英雄，拼死一搏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因为与蒋争权中的消极情绪所左右，并且因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，居然在日本侵略时，当了最大的汉奸。
他在判断形势时的糊涂以及他因个人名利而作出的选择，是文人败类的典型。
本事总是从实践中来，文人要避免一个最大的错误是:当你发现现实与理论不符时，千万不要随便责怪现实不对。也许，更大可能是，你学的理论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