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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代与民休息的积累，却是被汉武在北伐的战事之中，消耗一空，由此可见，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，真的是天生的不对等。
汉末之时，则是藏兵于各郡国，其实已经是穷兵黩武的状态了，千里之内白骨露于野，整个民间都是在一种比战国还要激烈的战乱之中，当然谈不上合理的赋税和养兵制度，无民不纳税，无农不为兵。
至晋统三国，没有多久便是内乱，然后胡人南下，进入南北朝的早期。
接着就是北魏的租庸调制度和府军制，这种赋税制和养兵制度，算是影响了中国好几百年，甚至是千年，明太祖的征税制还有养兵的卫所制，也是和北魏算一脉相承了。
大魏的募兵制，比汉之部曲唐之藩镇其实都要强，比起明朝混乱的兵制更不知道强到哪去了。
可惜的是，现在的大魏已经负担不起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了。
现在是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因为东胡铁骑不停的打击，导致北方地方残败，善后就需要极多钱粮耗费，北方天灾不断又兵祸连结，要花费钱财防御和修复，还有军队调度，每一场大战花钱都是几百万贯起步，乃至上千万贯，实在已经是大魏财政负担不起的重担，大魏君臣，也委实是到了挑不起来的地步了。
南方工商萎缩，海盗山匪肆虐，朝廷却只能顾北方，毕竟相比而言，南方是慢性病，也致命，但还不是急症。北方却是急症，重症，险症，稍有不慎，就是亡国倾覆的局面，委实是不能有丝毫大意。
所以但凡是明白人
都知道朝廷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，也不得不然。而对千千万万的南方普通百姓来说，他们看到的就是自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，自己抵抗海盗和土匪，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赋税，却是对南方一无所顾，怨气日增是必然之事，群盗多如牛毛，不得不说也是和沉重的负担有分不开的关系。
李国瑞也是宰执之一，对天下之事也是处于最高的视角来看，但他不精于料理财赋之事，原本在河北路安抚使任上之时，也是尽量把财赋之事交给转运使。朝廷设各种转运使直接属于三司管辖，就是要统一各路，府，州，军，县的财赋，将唐末节度使的财权悉归中枢。安抚使若强势，转运使不免要在财赋之事上听其调派，只是要上交归于朝廷的税赋定额，其余地方财赋事，可以由安抚使自家来做决断。
李国瑞却是对财赋事不甚关心，他在任时，以选将，练兵，备战马，充武库为最要紧之事，也正是在他的提调带领之下，朝廷才会有前两年对东胡的大捷。
“不光是铜钱不足。”张邦文叹息一声，继续道：“存粮也不足七百万石了，现在只能等新春漕粮。”
在荆北和荆南，还有江西，福建，包括两浙，江南东道，这些主要的南方产粮区，大魏在两税法外还保留租庸调的征税法，夏秋两次，在征收两税的同时，也是征收粮食实物。
当然，西北，西南，中原，山东，这些地方也是要征粮，不过数额远不能和南方相比。
每年征调的粮食，包括大量的草束，是现钱之外的额外收入，粮食总数是一千一百到二百万石之间，这些粮食收入和唐末未征两税前的租庸相差不多，其后唐朝取消租庸，改为两税征钱，但很快战乱和农民起义毁了大片的征税区，而且唐末法度败坏，收了两税再征实物，还包括各种杂税在内，也就是当今大魏的征税办法。
一千多万石粮，看似很多，但北方的禁军一年就要消耗过千万石，军粮是一部份在驻扎地方购买，一部份由朝廷三司拨给。
其实大魏的粮仓储量，因为租庸调毕竟被宣布废弃，改两税法，对实物粮食，包括棉布，麻，丝，绢的征收，其实是远远不及隋唐时期。
从两者征粮和粮库的多少，还有存粮的差距，都是相当的明显。
隋文帝时，皇帝号称圣明仁厚，其实文帝聚敛之术相当高明，当时隋室在各处都筑有大型粮仓，隋朝建立的粮仓，储藏量惊人，从隋文帝到隋炀帝，整整建立了六座大粮仓，任何一座的储量都超过现在的通州仓。
李国瑞面色凝重，张邦文吐了口气，退回座位上板着脸坐直，话说到这种地步，委实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。
不管是陈常得的威胁，还有放弃大军之后要背负的责任，以及自己可能被斩首的后果，祸及家人的恐惧，还有拖延战事，会给北方流寇机会，以致大魏鼎革的责任……这些东西，就如山一般的压在了李国瑞的头上。
半响之后，李国瑞方对陈常得道：“陈期门不是观察使，无有监军职责，但我要请托你一件事，若你同意，我才会动员大军主力向前，若不能，我现在就写辞章，等着何獾过来接手，却要看朝廷是不是觉得，阵前易帅是我的责任，还是朝廷诸公太过想当然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