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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诸位长辈跟日本人周旋。对了，史队长往后在镇上的一切行动都代表了国民政府，还希望各位长辈通力协助。”又叮嘱，“切记，你们都是镇上的大户人家，日本人不会贸然与你们作对，有些场合，不要凭一时之气鲁莽行事，该委曲求全的时候千万别硬来。要知道，日本人乃虎狼之心，与其硬碰硬激怒他们，不如以曲线救国大业为重，稳住他们。”说着，语气一变，说，“镇上乡亲们的活计，就靠各位老大照应了。张某在此谢过。”说完，他的眼眶已经微微发红。
张区长这番话说得似乎合理，也挺感人，但是，仔细分析不难看出，他代表的国民政府是在推卸责任，将原本应该是政府担当的保家卫国重任，推给了地方各大家族。
在张寿松情绪激昂说完这些话的当天下午，国民政府丁蜀区政机构便迁至了相对安全的双桥、西望圩一带。
不久，丁蜀镇、汤渡相继沦陷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镇上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求生存；而那个被张寿松委任为宜兴县常备第二中队队长的史耀民，则打着“曲线救国”的幌子公然投敌。
1942年春，在宜兴已经小有名气的史耀民，带着双桥人范纯，蠡墅人邵坤大，以及青帮的老大仇雷，来到了宜城伪政权办公地，拜访伪县长杨彦斌。
看门的守卫看清楚递过来的帖子，上面写着史耀民的名字。守卫知道这人，尽管此人不像杨彦斌那样位高权重，但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。所以，不敢怠慢，立刻通报。
片刻之后，伪县长杨彦斌在办公室接见了四人。
进门，客套一番之后，几人落座。
杨彦斌用带着无锡口音的国语开门见山问史耀民的来意。
史耀民尽管为人精明，但办事倒也喜欢直来直去，他毫不避讳地说出此行的目的。他说：“在下是前来投靠杨县长的，还望您不嫌弃收下我们几个，我们定当效犬马之劳。”
杨彦斌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呵呵，投靠我可是要冒风险的哦。你就不怕百姓对你另眼相看。”言下之意，史耀明投靠了他，等于走了变节的路，背负“卖国”的骂名那是肯定的。
史耀民自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但他心里有他的小九九。
他想，目前，他有国民政府委任的头衔，就算真的投敌变节了，往后追究下来，也可以用“曲线救国”的名义来开脱罪责。何况，现在只是来拜山头，还没走到变节这一步。
他站直了身子，对杨彦斌说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眼下，老蒋的部队都跑得没影了，指着谁来救国？老百姓自己吗？简直是螳臂挡车。所以，史某认为，与其憋屈地活着，倒不如为杨爷效劳，谋个一官半职。杨爷，我们奔着您来的，至于旁的，我没考虑这么多。”
这番话说得杨彦斌满心欢喜，他拍了拍史耀明的肩膀，说了声，好。随即，喊来手下设了香案，以茶代酒，跟史耀明他们拜了把子。临别，史耀民还送了件古董瓷器给杨彦斌，说是孝敬他老人家的。这件古董瓷器，正是仇雷从莲子山玉女潭古墓里摸出来的。
其实，杨彦斌愿意与史耀民拜把子，有他的目，他知道史耀民手里有部分枪支和人马，并且，在丁蜀地面上又说得着话，如果，能利用史耀民的人际关系，为在丁蜀镇建立汪氏政权打开方便之门，何乐而不为呢。
于是，精明的杨彦斌不仅与史耀民拜了把子，做了对方的“老头子”，还委任史耀明为宜兴县第八区自卫团团长。
是年四月，史耀民与人称“二和尚”的周文斌周团副，以及范纯、邵坤大等十八人十八杆抢，进驻设立在蜀山南街潘宅里的伪第八区自卫团团部。
回过来说说仇雷，自从他伙同殷侉子从玉女潭古墓摸出东西后，生怕“乌老鸦（旧时老百姓对警察的称呼）”查出是他干的，会遭了牢狱之灾，他就将那些冥器藏了整整七年。后来，他找了个南方来的买主变卖了其中几件。
别看仇雷长得一副粗俗之相，可他心思倒也缜密，他寻思：老是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行当，总不是长久之事，因为，那种行当积怨太多，丢命的机会也多。如今，手里有了钱，应该能干些出人头地的“正经”生意。但到底要干什么，才不费力气又能挣到钱呢？
苦思冥想的仇雷在某天闲来无事时，去陶器买卖相对集中的蜀山南街闲逛，逛了一会，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：哎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茬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