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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哲子今次归都，给京畿整体造成的轰动其实并没有太大，甚至都内绝大多数时人都还不知梁公已经归来。
一则是因为归都之后他便直入台苑，而后便一直加入到皇太后的丧礼进程中。二则也是因为都内乱后新定，百业亟待恢复，民众们对于这种迎来送往的闲事本身兴趣也不甚大，只需要知道梁公归国掌势，不会再有动荡频生那就是极好了。
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沈哲子乐于接受的局面，他虽然久来便背负邀取众宠的指摘，而且也的确不乏这方面的举措，可是自此之后他的形象也要发生变化，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秩序创建者，而非此前的维护和挑战，所以反而希望自己人望不要太高。
活人崇拜是一种极为恶劣的情感表达方式，尤其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更能极大程度混淆其是非、善恶并价值取舍这种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，往往体现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癫狂。比如后世二战中犯下滔天罪恶的某国岛民。
作为一个秩序的创建者，沈哲子不愿将这种不可控的情愫作为社会管理的一种手段。不要说活人崇拜，甚至就连宗教，沈哲子都存有一份警惕。
国人在制度建设上向来早熟，战国时期便分头各自探索，直至秦国一统，于制度方面的探索可以说是臻于大成。就连后世许多政体，也仅仅只是建立在当时那种物质基础充足并符合意识形态的需求，但若说先进完善，未必就比秦法高明。
华夏国运虽然不乏断层，但却一直能存续继发，这与深厚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是分不开的，虽然各朝各代创制也有不同，其实也是一种易皮法骨，一脉相承。
对现在的沈哲子而言，人望已经不是他排在第一的需求，甚至某些时候还要视情况做出一些自损人望的举动。依靠人望普选上台的王莽，极短的时间内将天下玩得稀碎，应该是他这种穿越众深以为戒的案例。
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领袖，其意义所在并不在于努力满足所有人的愿景需求，而在于混沌当中坚持笃定的给时代指明一个前行方向，并且有效的调动集结整个社会的资源向此而行！而有时候这个方向真就未必能够符合普罗大众的期许。
随着沈哲子归都，江东其他州郡也都各遣使者归都奔丧，甚至包括被堵在宣城、进退两难的褚翜。褚翜是跟随江州使者返回建康的，其人归都也在台内引起了一轮不小的骚动，毕竟到目前为止，褚翜仍然是名义上的台省首辅。
不过褚翜归都之后稍作进拜，而后便归家闭门不出，并没有上演台臣们所预期的与沈氏的正面碰撞，也让一部分时人大感失望。
整个国丧期一直持续到了四月中旬，皇太后灵柩北入鸡笼山与肃祖并葬一处，这才算是告一段落。
当然，后续还有各种收尾的丧葬典礼，约莫一直要持续到年尾，但那都是定时定制，已经不需要整个中枢都围绕于此而运作。
皇太后归葬完毕后，沈哲子自然也不需要再长留台苑，入苑去将妻儿接出，兴男公主处丧避居乌衣坊公主府内，至于小儿阿秀早被急不可耐的沈充派人接回了沈公坊的家宅。
此前畿内动荡，沈氏族人泰半散出，不过随着局势有所逆转，又都次第聚回。而沈公坊家宅中除了沈氏本宗族人之外，也有大量的乡宗时流依附而来，随着国丧解除、父子归家，顷刻间便是门庭若市。
梁公久在江北，今次挟大势归都，入执台事已经定局，而沈家的嫡长幼孙阿秀也是第一次南来归宗，这两件事无论哪一件都是家门大喜。
所以一俟换下哀服，沈充便于府中大宴宾朋，并亲自将自家小孙子抱在怀里，直入拜望沈氏一众宗亲长者。这小儿倒也并不怯生，于沈充怀内咿咿呀呀、手舞足蹈，更是令得沈充开怀大笑，更觉人生达于至美。
沈充高兴的最直接表现，那就是撒钱，凡是看顾阿秀小儿的家人仆僮，俱都得到重赏。甚至有几位公主孕中便北上随侍的年长妇人们，更是直接得到了一整个偌大庄园产业的奖赏，丰厚到不能以钱财计量。
当然如此豪赏，除了沈充本身性格使然之外，还有一点就是沈氏家门策略的改变，那就是大规模的减持资产。如果说此前还是做前期的准备，那么随着沈哲子过江之后，马上便要对江东进行新一轮的整改，这便算是最后的铺平道路。
此前沈充诈以遇刺而逃离建康，虽有不得已的理由，但于乡情上也的确是多有亏欠。尤其都南吴人产业聚集的地方，更因被庾翼的历阳乱卒占据哄抢而受损良多。所以沈充归都以来，也多以补偿为名将沈家在京畿周边的产业拆分赠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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